在近体诗的文体范围内，以五、七言绝句最为尊贵，律诗其次，而排律为最下。这大概是因为排律无论在比兴寄托，还是直抒胸臆上，都难以得到合理而充分的体现，其体制差不多也就相当于有韵的骈文而已。在词的文体大类中，小令相当于绝句，长调像律诗，而长调中的《百字令》、《沁园春》等，就近似于排律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五十五则，但与初刊本文字差异甚大。手稿原文是：“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初刊本虽然大体秉承了手稿本的意思，但文体脉络厘析得更为清晰，诗与词文体对应的合理性也有所增强。

此则言文体尊卑是表象，而以“寄兴言情”四字为内核，在朝代上为唐五代北宋，在体制上为小令张本。此是王国维用意曲折处。

文体本无所谓尊卑，但王国维却刻意要分出高下，其中当然有他的用心所在。他认为在近体诗中，绝句为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这一排序，从现象上来说，是篇幅越长，地位越低。但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定势”呢？王国维提出了“寄兴”与“言情”两个问题。篇幅越短如绝句，因为字数限制，自然无法将情感在文字表面说透彻，所以只能以比兴的方式隐约点明，而将言外之意留待读者去想象，所以越是体制短小的文体，越是要讲究比兴的方式。体制长的文体可以详尽铺叙，而铺叙之中自然要形成以叙事为主体的结构，如此对于以“言情”为宗旨的诗歌文体来说，就不免偏离了方向。所以王国维说排律类似有韵的骈文，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

说诗体尊卑，其实意在说词体尊卑。所以，王国维在为近体诗之尊卑排序完毕后，就过渡到词体尊卑之排序了。他把小令拟之如绝句，把一般性的长调拟之如律诗，而将《百字令》、《沁园春》等特别长的长调拟之如排律。其用意亦如近体诗之排序，在“寄兴言情”四字而已。所以这一则说到底，王国维就是要将小令的地位奉为最高。因为只有寄兴言情的小令才有境界可言，也只有唐五代北宋才是小令昌盛的时期，而南宋词则以长调居多。如此，即仅从小令一端也为王国维推崇唐五代北宋词提供了文体依据。

六〇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文学家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既应该深入其中，又应该出乎其外。深入其中，才能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出乎其外，才能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对象的特殊性。深入其中，有了真切的审美体验，才能表现出对象的生机与气韵；出乎其外，有了宏阔的视野，才能使相应的见解与判断更精准、开阔而高远。周邦彦对于其所描写的对象，能深入其中，但不能出乎其外；姜夔以来的词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深入其中与出乎其外这两种方式以及其彼此的关系，所以也就完全谈不上什么“生气”和“高致”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一八则，与初刊本文字基本一致，只是手稿原文开头作“词人”，后改为“诗人”。盖词人就一体而言，诗人乃对各体而言。王国维语境中的“诗人”意近“文学家”。此则泛论文学创作的规律性问题，自非词体可限。又，“宇宙人生”原稿为“自然人生”。

此则提出了著名的“出入说”，其求真、求深、求远的宗旨，意味着“出入说”是创造境界的重要途径。此则结尾所拈出的周邦彦和姜夔两人是王国维此前数度批评过的。在王国维看来，周邦彦多使用替代字，缺乏创意之才，故其作品也乏深远之致；姜夔看似格韵高绝，但因为不在境界上用力，所以不仅其作品情伪景隔，而且局促高门之下，其人品也带有伪饰的成分。由后观之，王国维提出“出入说”的目的乃在于补救周邦彦和姜夔等人之失，为其创造境界而导夫先路。

“出入说”是彼此关合的学说，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入”是前提是基础，所谓“入乎其内”，非指浮光掠影的浏览或浅尝辄止的体会，而是要由表入里，入乎宇宙万物和人生思想情感之深层。如此，才能将宇宙万物和人生最本质和最深刻的东西潜心观察出来，细致品味出来，才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最为丰富、鲜活和生气勃勃的情景素材。“出”是在“入”的基础上的提高和升华。“入”更多的是观照一物或数物之物性、一人或数人之情感，终究是有限的，近乎“有我之境”；而“出”则是超越宇宙人生的具体形态，以一种审美的心胸去审视被观之物，可以向无限延伸，从而观照、演绎出宇宙人生之普遍性的意蕴，近乎“无我之境”。所以，“入乎其内”是求实是体验，求实体验才能写出审美客体之精神气象；“出乎其外”是务虚是超越，务虚超越才能突破一物一人之所限，将意蕴向深沉广大方面拓展，才能将审美观照后的高远之致抽绎出来，表达出来。如此看来，王国维的“出入说”实包含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而且由先“入”后“出”，而反映出“无我之境”才是王国维人生诗学的最高追求。

当然，“出入说”并非王国维的首创，此前周济倡言寄托，也说过“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话题。龚自珍也在《尊史》一文中，从治史的角度提出过“善入”与“善出”之说。刘熙载《游艺约言》从“顺生”的角度也提出过“入乎形内，出乎形外”的说法。王国维的“出入说”则很可能是在诸家学说的基础上，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体验和思维过程，予以更精当更深刻的提炼和概括，也因此，其“出入说”的学术影响也就更为深远。